民盟中央：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趋势，也是我国进一步释放发展活力、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大课题。由江苏、浙江、安徽、上海三省一市组成的长三角地区，常住人口占全国1/6，经济总量占全国1/4，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也是国际公认的六大世界级城市群之一。
长三角一体化合作如何深化？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率调研组先后到上海、安徽，围绕“深化长三角一体化合作，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主题展开实地考察调研。
念好“融”字诀，
推动发展优势互补
G60，一条串起上海松江，浙江嘉兴、杭州三地的国家干线高速公路，如今正崛起成为一条创新资源集聚、产业发展协同的科技创新走廊。
被誉为“上海之根”的松江是上海历史文化的发祥地，也是G60科创走廊的发起地。“美国硅谷、波士顿、日本筑波等全球科创高地的创新、智力和产业要素均沿高速公路等交通走廊分布，这给了我们很大启发。”松江区委书记程向民向调研组介绍。2016年5月，松江宣布建设G60上海松江科创走廊，着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新兴产业。很快，一大批科研机构和高科技龙头企业纷纷落户，松江迅速崛起为长三角科创高地。
龙头企业和大项目的落地也带来了相关配套产业落向周边地区，推动跨区域产业合作和科创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成为区域间城市共同诉求。2017年7月，G60高速公路沿线的松江、嘉兴、杭州三地正式签署合作协议，G60上海松江科创走廊上升为沪嘉杭科创走廊。通过近两年的合作，松江连续实现财政收入突破性增长，嘉兴新增各类孵化机构31家、高新技术企业241家、科技型中小企业637家。沪嘉杭协同发展的成果也吸引了周边城市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城市寻求加入G60科创走廊。
G60科创走廊的兴起让调研组的专家们为之一振。“感到很振奋，让我们对长三角一体化心里也更有底了。” 调研组成员、浙江大学土地与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吴次芳说。他认为，G60的成功让人看到了市场对一体化的需求，也看到了地方推动协同发展的做法和经验，是长三角一体化建设中产业协同发展的生动范例，也是长三角一体化的有力抓手。
丁仲礼在松江调研座谈时给G60科创走廊予以了高度评价，“上海作为长三角的龙头，要与周边省市协调发展、协同合作，更多发挥牵引、带头作用。”他认为，上海在长三角一体化中具有独特优势，也应承担更大责任，希望长三角建立起一体化的更高标准，为各省市区域协同发展率先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民盟中央原主席费孝通先生就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建议。”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上海市副市长陈群表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就是要为国家打造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极，在我们创新型国家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支撑引领作用。
打通“断头路”，
破除行政壁垒
行政区域划分对区域一体化造成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规划不统一，产生诸如“断头路”等基础设施不协调的问题。今年3月，由三省一市联合组建的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在上海正式挂牌成立。“规划协同了，发展才能协调。”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主任阮青表示，办公室眼下正在编制《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其中提出要在2020年基本实现区域道路的无缝对接，“今年将完成14个省际断头路项目建设。”
调研组发现，在整个长三角区域，“断头路”其实不仅反映在交通基础设施领域，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方面也广泛存在，如医保异地结算难、交通执法协同难、区域间市场规则差异大、行业标准不统一等。一些区域内的城市尝试自发联合解决行政壁垒，如芜湖与南京、淮安等城市成立都市圈物流标准化联盟，在托盘、包装等方面制定统一标准，减少装卸环节；南京与滁州市开通公交班车，与马鞍山市实现市民卡互联互通……调研组成员、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陈田认为，这些局部的、零散的区域合作虽很可贵，但进一步协调的难度很大，难以在区域内复制推广。相比之下，他认为长三角的环境保护机制则相对成熟，可以参考。
在安徽省空气质量预测预报中心，四地环保厅工作人员正借助视频系统实时通报各自空气质量检测结果。安徽省环保厅副厅长贺泽群介绍，自2016年以来，遇重污染天气时，四地每天都会开展联合会商，分析研判空气质量，及时发布预警。2014年1月，四地和中央8部委共同成立长三角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后，长三角区域空气环境治理逐年改善，PM2.5浓度相比2013年降幅超三成。在水污染防治方面，2012年，为解决浙江千岛湖上游新安江流域水污染问题，皖浙两省在财政部、环保部支持下建立全国首个跨省生态补偿基金，新安江流域水质达标则奖金归安徽，不达标则归浙江。近年来，新安江流域水质始终为优，是全国水质最好的河流之一。
“大气污染防治一直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难点，长三角大气污染防治成果的取得，除了地方的主动作为，也得益于更高层次协调机构的参与和推动。”参与调研的民盟中央生态委员会委员强海洋说，新安江流域的生态补偿机制创新成果也值得重视。“一体化应该从全局角度出发，注重在体制机制上进行创新，从要素合作更多地转向制度合作，这是打破行政壁垒的重要动力。”强海洋说。
着眼“整盘棋”，
做好顶层设计
其实，在走访调研和与各地政府部门负责人及企业家、专家座谈中，调研组的专家们就反复听到一个词——“顶层设计”。许多人呼吁，加强顶层设计，从国家层面推动长三角一体化是解决当前区域发展协调难的关键举措。
民盟中央常委、复旦大学教授丁光宏也发现，受行政壁垒和既有利益格局限制，一旦面临涉及各方重大利益的复杂问题，行政壁垒和市场壁垒的约束仍然难以逾越。丁光宏认为，一体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可以优先选择相对容易的项目推进。“在目前长三角各地方政府财政相互独立的情况下，为平衡各方利益、争取协调发展，组建‘长三角发展基金’不失为当下可行的务实之策。”丁光宏说。
“三省一市现有的干部考核方式与区域合作的目标不适应，区域间竞争大于合作的状况明显，市场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突出，这些问题都需要在更高层面上才能予以解决。”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院长、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杨桂山认为，长三角地区虽已经建立起了多种多样的联席会议或联合组织等协商合作机制，但总体上来说还是务虚多、务实难，“这也是我们在调研中听到不少地方政府部门负责人反映的问题。”他建议成立更高层次的协调小组或授权地方成立协调机构，推动深层次问题的解决。
丁仲礼强调：“应该认识到，一体化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目的还是如何率先发展、协同发展。”他在调研中指出，要进一步厘清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准确内涵，明确一体化应该有哪些指标，如何考核。他建议，有关各方列出任务清单，找出优先项，分阶段、有重点地推进长三角一体化进程，“长三角地区应该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指引下，对标国家总体战略部署，起到创新引领带头作用，面向世界参与国际竞争。”（来源：人民日报）
